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徐達內
的確，在中國輿論場中，有關轉基因的話題完全是場混戰，常見話題中的左右陣營區分法在這里完全不適用。基于各自對糧食安全、生命倫理、風險評估的不同感受，兩人就算是能在絕大多數話題上心心相印引為同道，但是，在此卻往往是“子之蜜糖，我之砒霜”。
比如，在農業部那篇《轉基因技術已廣泛應用于多個領域》中，被點名駁斥的不僅有由郎咸平主講、在廣東衛視《財經郎眼》節目播出的《警惕！轉基因！》，以及第一財經《解碼財商》所做的《轉基因食品，你敢吃嗎？》，還有環球時報和新華網所刊彭光謙之文《轉基因安全要用事實說話》、《靠轉基因解決糧食問題是飲鴆止渴》。
再比如，在由林擁軍嘆息那些公共知識分子跨界發言的之時，京華時報就同時附上了崔永元自動對號入座的回應：“針對被‘挺轉’人士質疑為‘外行’，崔永元認為，轉基因新技術涉及方方面面，每個人都有發言權，他去日本時就看到日本政府公開表示轉基因農作物被承認前需要聽取各位國民的意見，鼓勵民眾參與投票，并在做鑒定的同時公開向全社會征集消費者的意見和建議。”
其實，從小崔過往的央視節目來看，他就是一個“很難說通”的人。對于61位院士上書要求加快轉基因水稻產業化事件，“崔永元提到，轉基因本身是個跨領域的事，農業、醫學、環境、定價等相關部門都涉及到，不應由農業部一家說了算。前些天他去日本做調研時了解到，在日本由農林水產省和環境省進行轉基因作物生物多樣性影響的審查，由農林水產省進行飼料安全審查，由厚生勞動省進行食品安全的審查，多個部門共同監管相互制衡。”
首頁推薦此稿之時，鳳凰網選取了崔永元對專家們的奉勸作為標題：“崔永元認為，正因為政府不誠信導致的信任危機，要傳播轉基因就需付出更多成本，應當俯下身來向民眾一點一點講清楚轉基因問題，而不是站著說老百姓都是傻子。崔永元表示，轉基因作為一個技術是中性的，作為一個先進技術一定要加大力度研究，因為涉及糧食安全，涉及知識產權，要堅決支持中國發展自己的轉基因技術，研究上‘一天都不要停’。但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一定要謹慎，尤其是轉基因主糧產業化一定要慎之又慎。他希望做生物技術的科學家當少安毋躁，‘雖然你們懂得轉基因，但并不懂得社會的全部，這個世界除了自然科學還有人文科學。’”
一位央視主播，之所以能成為新的“反轉”代表，直接原因就是他與方舟子的微博罵戰。9月7日，方舟子發言鼓勵網友品嘗轉基因玉米，稱“應當創造條件讓國人可以天天吃轉基因食品”，不料此舉招致崔永元激烈回應，聲稱“有理由有權利質疑你懂的‘科學’到底科學不科學”。
雙方大戰數個回合。崔永元發揮其賴以成名的口才，以及公共知識分子的看家本領——“發言權包括質疑的權利是憲法賦予的”、“你和你的水軍用詞真干燥，這就是那些科學家無法和你爭論的真正原因，他們在乎學養，也在乎教養”；而方舟子似乎也從來就沒在這樣的論戰中服過誰——“你有發言的權利，但別人也有批評你在胡說八道的權利。在微博上亂放炮不需要資格，但是要質疑科學問題，就需要資格，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學位，但至少得讓專業人士相信你懂行。不然要專業學習干什么，豈不當上主持人就可以包打天下了……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不聽世界權威機構的，難道聽野雞機構的？”
要想在科學話題上挑戰方舟子，光有勇氣可不行。于是，京華時報只能反復念叨“慎重”：“盡管院士們推動轉基因水稻種植產業化的建議，或許有普通公眾無從了解的專業知識水平的支持，但是，這些專業知識是否足以覆蓋轉基因水稻的長期和短期的利弊，是否充分考量到了與國家經濟安全等大局的融合，尚是疑問。”
根據作者徐立凡的看法，圍繞轉基因食品的爭議之所以迄今難有定論，原因有二：“一方面，轉基因食品對于人體健康的影響在短期內難以完整評估，不同的轉基因品種的作用不同，進一步增加了定性難度。另一方面，轉基因商品的推廣，具有顯然易見的商業目的，不少人擔心，轉基因產品在各個層面的擴張已然與不當尋租捆綁到了一起，以種業公司為中心的利益共同體是出于私利而非其聲稱的崇高名義為之搖旗吶喊。而國外轉基因產品在進入中國時的一些不道德之舉，也增加了外界對于轉基因產品的負面印象。美國某研究機構在湖南小學選取72名健康兒童試嘗黃金大米即是其中一例。”
《且慢扣上“誤國”的帽子》——比京華時報更加堅決地表明立場的，是錢江晚報。由評論員董碧輝署名，以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對“政府應該特別慎重批準轉基因植物商業化”的發言為據，奉勸那61位聯名上書的院士“從自己吃起，吃它個幾十年，再來為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背書”：“如果呼吁發展轉基因是為了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倒也可以理解。可是聽起來院士們著急上火的卻是轉基因產業發展太慢，導致商業發展不起來，以至于影響了科研。你做你的科研，與商業發不發展何干？國家下撥的科研基金不夠用，想商業機構撥點？可這樣如何能保證科研的獨立性呢？聽說一些轉基因水稻研究團隊中的成員有雙重身份，他們既是國家機構的研究人員，又是種業公司的股東，不斷從各個層面推進轉基因水稻商業化，有著明顯的利益驅動。這個問題能不能給說清楚、交待個明白？”
及至昨天下午，又有法制晚報響應攻勢，允許評論作者沿著同一邏輯，將聯名上書斥作“抄小道”：“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存在很大爭議，目前世界上還沒有國家開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美國政府早前雖然曾批準轉基因水稻，但美國國內農民由于擔心市場抵制而一直不愿種植。因此，對于‘轉基因水稻’商業化慎重是對的。竊以為，院士們不要急著‘上書’，應該將重點工作放在科學本身，用證據來說服公眾。”
盡管被農業部點名批評了一把，但環球時報并沒有氣餒，昨日社評《全中國不能為轉基因主糧集體試吃》，分明又是在向最高決策者苦苦諫言：“在食品問題上，中國這樣大國的政策還是不宜太激進。轉基因大米如果在中國商業化種植，中國人主糧的基因變異就走上不歸路。目前全球各國還很少有主糧轉基因化的，中國的13億人口貿然走上‘試吃’轉基因主糧的第一線，全國為人類的這一技術做‘超級實驗’，這決非明智的國策……由于轉基因稻米的商業化種植會產生新的利益格局，對它的推動過程確實有可能摻入一些人和機構的利益考慮，而且不能排除對利益的追求發生在有較高科學地位的研究者中間。政府在做這類決策時一定要多聽不同意見，要把中華民族的長遠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
的確，在“反轉”言論中，專家們的商業利益動機一直是猜忌對象。尤其是對那些不可能透徹理解科學風險的普通民眾——他們通常被方舟子們譏作“文科生”——而言，會不會成為“小白鼠”一直是擔憂所在，盡管像王志安這樣的挺轉人士已經以甘之如飴的姿態試吃黃金大米，但還是不太能打消“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的顧慮。更不用說，轉基因之爭本就是中國熱門議題中陰謀論最為盛行的一個，有關孟山都“滅種禍心”的指控在微博論壇上長盛不衰，篤信者眾。
而要說轉基因話題能夠跨越左右，那么，南方都市報能夠與環球時報并肩戰斗，大概就是最好的證明了。今晨，這家廣東報紙發表社論，同樣是向轉基因作物在中國的推廣事業表達疑慮，只不過，比起商業利益猜忌，這里更多的是對“社會信任缺失”的感慨：“中西方社會中支持與反對的兩派所持有的方法論似有不同———西方社會中的主要爭議是圍繞著轉基因作物技術本身是否有害來進行，中國社會中主流民眾對于轉基因的態度將辯論的重點放在了是否‘利國利民’上……從專業的角度出發，真理似乎掌握在少數科學工作者手中，而主流大眾則成為反對科學的‘愚眾’。然而，轉基因作物的研究或許是一個純粹科學范圍的問題，但轉基因作物一旦產業化，成為進入千家萬戶的食品，那問題也就超出了科學的范疇，而成為一個社會性的議題。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大眾有了介入討論的正當性。而顯而易見的是，大眾的話語很難與科學話語進行對接。只是拋開陰謀論本身，公眾之所以對轉基因作物疑慮重重，卻不僅僅是因為不懂科學，更是因為缺乏對政府-專家系統的信任。”
2012年末發生在湖南衡南的“黃金大米事件”，再次被當作負面教訓，“因為研究本身違反了科學倫理、誠信，更加加劇了公眾的質疑情緒。而具有美國背景的研究人員介入，更是為種種陰謀論提供了溫床。”
所以，南方都市報固然承認，“一些公眾已經對政府-專家的結論有了條件反射性的反對——這部分人幾乎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他們聽不見任何從政府和專家口中說出來的話，而只是固執己見”，但仍要聲明，“既然轉基因作物的推廣問題成為了一個社會性的問題，那么解決社會信任也就成了超越科學論證本身更為重要的一個問題”：“張啟發院士表示應該回歸法規和程序，這的確是唯一有可能解決爭議的路徑。而亟須指出的是，所謂法規和程序，其掌控者又在政府和專家手中。如何讓更多嚴肅的反對者進入討論本身，甚至讓大眾媒體介入，又成為一個充滿挑戰的難題。更何況，在科學研究的內部，轉基因安全性的爭議也從未塵埃落定，這使得即便有了公眾的參與，想要獲得一個告別爭議的結論，幾乎變得不可能。不過，具體到中國的語境，轉基因討論中的最大變量還在于政府的公信力，假使政府公信力較強，爭議將更多地存在于科學范疇，而非社會范疇。”
騰訊責編丁陽也同意，“中國的一些‘特色’導致人們更難相信轉基因”：“在轉基因問題上，中國首先缺乏的是‘權威專家’和‘權威機構’。所謂缺少‘權威專家’，并非指在生物學方面真的沒有造詣高明的學者——即便有這樣的學者，也因‘磚家’、‘叫獸’當下的普遍低落名聲而毫無權威而言。所謂‘權威機構’也同樣如此，即便農業部在轉基因問題上已經做出不少努力，不僅做了專題頁面，政策法規、申報、審批等必要信息也相對齊全。但如崔永元所說，由于當前整個公權力部門公信力低落，沒有多少人會因農業部在官網挺轉基因就會被說服——FDA尚且不能讓美國人安心，中國農業部更做不到”；“另一個大問題是媒體的報道……許多人只是聽到了一些專家意見，但并不能認識整個轉基因問題的全貌。媒體報道科學素質的匱乏，很多程度上加深了民眾對轉基因問題的錯誤認識”；“最后，中國尤其缺乏的，是理性對話、討論轉基因問題的空間……往往是兩邊人馬各說各的話，把多年來的說法翻來覆去再說一遍，很少人能達成共識。普通民眾對轉基因問題的認識幾乎沒有什么提高，在支持轉基因的相關新聞留言中基本就是一邊倒地罵，再傳播一些添油加醋的謠言。”
所以，根據這期首頁專題《說服國人接受轉基因為何這么難》中的分析，盡管類似“轉基因食品商業化以來，沒有發生過一起經過證實的食用安全問題”的說法，“每一個字都站得住腳”，但“無論說多少次，對生物技術只是一知半解的絕大多數人來說，都不會有什么太大作用”：“‘基因’含義早已深入人心——生物遺傳密碼，是一種與生物本質非常相近的事物。所以，‘轉基因’、‘基因修飾’這種字眼，往往給人一種害怕的感覺。比起‘雜交’等其他生物技術，‘轉基因’給予人們的那種‘非自然’的感覺，是最為強烈的，這是轉基因在全世界都遭遇‘接受難’問題的最重要原因。”
反對“繞過民意”，騰訊也說“應考慮以民眾理解的方式來進行推廣宣傳”，比如，“愿意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的農業專家和官員愿意帶頭試吃轉基因水稻，相信能夠取得不少效果”——然而，即便如此循循善誘，在這期專題下方所附的投票調查中，截至今日午時，有接近9成的人仍然表示，哪怕專家官員帶頭，自己還是不愿意吃轉基因食品。
所以，中國農科院副院長吳孔明也不必指望自己宣布“我家吃的油就是轉基因的”，能夠真的起到多大示范作用。按照大河報今天對2013年中國作物學會學術年會的報道，吳院士是在誨人不倦地強調提“轉”色變是多么不科學：“若存在風險，就不能上市，若沒有風險，我們為什么不能使用這種技術？”
根據同于今晨發表的新京報報道《農業部擬有計劃推進轉基因產業化》，“下一步農業部將加大科普宣傳，為我國轉基因生物技術產業化應用營造良好輿論環境，并加快轉基因生物管理法規修訂”。所附《豬“試吃”轉基因米試驗安全》中，則是引述試驗專家的說法，聲稱采用豬做試驗能更大程度反映出轉基因大米對人類食用的安全性，“試驗用豬在90天喂養期間，無中毒或死亡現象，皮毛順滑，行動靈活，飲食正常，生長發育狀況良好。”
可是，@作家崔成浩又來帶領大家一起吐槽了：“豬吃轉基因大米90天，沒有中毒和死亡，于是教授得出結論：人吃也安全。我笑了，豬吃泔水一輩子安全，你們這些教授也吃嗎？”
的確，在這種恐怕只能用“民粹”來形容的情緒面前，一些堅定的挺轉人士都快要絕望了。@土摩托就已經失去了耐心，在他看來，像崔永元這樣的人就是“怨婦邏輯”：“你不用愛科普，我就不信科學。”
劉遠舉更是嘲笑對方像是100年前食古不化的義和團，“說白了，還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變種”：“所謂放下身段向老百姓講道理，不正該是崔永元所在的這個群體該做的事情？那么他該做的就是學習科學，而不是用社會去對抗科學，最后演變為個人面子之爭。”根據這位專欄作家月前在騰訊發表的文章《“轉基因”背后沒有驚天陰謀》：“稍微留意一下就能發現，目前反對轉基因的都是不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在最近的一次較為正式的會議上，就鬧出了反轉人士把‘混血’說成‘雜交’的笑話。出席正式辯論的都是反對轉基因群體中的有文化、有知識的人，他們尚且鬧出這種低級笑話，其他那些上不了臺面的言論有多不靠譜，可想而知。”
然而，就這樣陷在無邊無際的口水戰中，終究不是個辦法。之所以說中國政府似乎是在嘗試著破解“誤國”僵局，還不僅僅在于農業部新聞辦公室為“全國首屆黃金大米品嘗會”提供鋪墊，還因為光明日報昨天也已出動，將反科學思潮與轉基因之爭定義為“學術爭論的底線”：“轉基因作物問世已近30年，實現規模化生產應用也已長達17年……但是，對此科學文明的重大成果，近年卻在糧食安全形勢依然嚴峻、急需創新驅動的中國備受非議和攻擊。應當指出，目前從事生物科學研究的專業人士因對相關知識和技術比較熟悉或了解，絕大多數都支持轉基因技術發展。其他學科，如環境科學、社會科學界一些專家對轉基因安全風險存有疑慮，但其中很多人也聲明并非反對技術進步，只是希望加強評價和監管。即便有少數專家不贊同轉基因技術，也屬于正常現象，只要是積極的、理性的學術爭論，也會有利于生物技術的進步和完善。然而，值得重視的是，時至今日，國內仍有少數人罔顧事實，不斷炒作那些早已被國外權威學術機構否定、毫無科學依據的所謂‘轉基因安全事件’，以誤導社會輿論和攪亂公眾思想；曾作為西方反科學思潮根基的‘技術恐怖論’‘陰謀論’‘利益驅動論’等至今仍四處翻版，謬種流傳。特別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社會上極少數人對生物科學一無所知，卻以反對轉基因為借口，肆意制造和散布妖魔化轉基因的各種離奇荒誕的謠言，竭力煽動公眾的不滿情緒。”
快刀斬亂麻。借由這份二號黨報的版面，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已經用上了最有標志性的動機指控，并獲新浪首頁展示：“少數人目前在轉基因問題上別有用心，從本質上講已非不同學術觀點之爭，而是一種反科學思潮的真實反映；發生在我國經濟和社會轉型時期的這股反科學思潮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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