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華早報    作者：周雷  人類學博士、BRICS Futures智庫創立人

前言

自2018年1月初開始，本人與巴西同事在南美洲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大豆種植調查，試圖在前幾年現場調查和數據分析基礎上，著重研究大豆種植的生態影響以及新型農業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影響。

為了突出研究的本土視角，我們的外方研究員是來自巴西亞馬遜區域的夏灣提（Xavante）土著拉法約，和墨爾本大學的巴西籍博士生帕特拉斯。他們通過自己的人際關系網絡，讓我作為中國人看到傳統政治和媒體政治所不太關注的民間及草根細節。

我們從巴西利亞出發，驅車前往大豆產區馬托格羅索（Mato Grosso），沿途經過重要的節點城市巴哈杜哈薩。在長達18個小時的路途中，一路上看見成片的大豆種植區域，除此之外就是甘蔗、玉米等農作物，整個巴西的規模農業和工業化單一種植發展水平，讓人刮目相看。

農業的生態影響是一種綜合效應，產區、勞作方式、消費方式、種植規模這幾個因素，決定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大豆收購對種植存在重要的生態影響力。中國的投資一方面帶來可觀的經濟效應，成為中國走出去的有效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與巴西復雜的政治變動產生關聯，進而形成一種“大豆的地緣政治”。

根據最新的2018年1月美國農業部數據統計，在2017年最后四個月內，巴西出口到中國的大豆達1100萬噸，比2016年同期增長了三倍之多。農業的大豆轉型正是因為這種規模效應產生了重要的生態影響；而不可否認的是，大豆的轉基因問題、大豆農藥和化肥施用所產生的水源污染問題，以及大豆種植帶來的亞馬遜生態過渡帶植被破碎化問題，都是必須在長期框架下思考的問題。

mato grosso州的大豆基本出口到中國

在前往馬托格羅索的途中，我們的調查人員一共停經數十處大豆種植區和工廠加工區，在田地仔細看大豆的植株，幾乎都是完整的葉面，沒有蟲咬啃噬的痕跡；以如此大規模的種植而能保持葉面的完整性，可見農藥施用的總量一定不可小覷。

在偏遠的亞馬遜叢林核心區域的夏灣提村莊，我都看到不少農業化肥和農藥廢棄物垃圾堆，可見農業的影響并不是簡單地影響種植區，而是不斷泛化和擴大。

大豆的另一種生態影響是對生活方式和產業布局的影響，也因此產生連帶的環境效應。首先因為大豆的種植主要用于牲畜養殖、成品食用油、生物能源、食品衍生品原材料等方面，它形成了一個逐級擴大的生態影響鏈條，并通過貿易、運輸、堆放、加工、消費等方式，把大豆的生態影響逐級擴大，形成大豆生態暈圈效應。

在巴西佐餐的調料中，總有一種辣椒油、大豆混合油，通常橄欖油適用于高級餐廳，大批的日常小店使用的就是普通的大豆油，或是按照比例混合的調和油。油炸和油煎是巴西食物烹調的主要方式，許多巴西街頭小吃、典型巴西菜以及牛肉烹調方式都是重油煎炸。這種與生活方式混合的生態影響，將愈發凸顯巴西農業轉型的潛在問題。

我在現場調查時候經常問當地朋友，為什么巴西這么具有生物多樣性的地方，餐廳里的素菜食材那么少和單一；換作中國西南等類似的植被豐茂地，一定有大量產自生態多樣區域的各種野生植物、山茅野菜進入餐桌體系。

例如，在馬托格羅索夏灣提村莊，土著拉法約聽我說中國人吃竹筍時非常驚訝，并讓我尋找路邊植被中哪些是竹子。我一方面講解苦筍和甜筍、冬筍和春筍的區別，另一方面提到竹筍對于居住在叢林濕熱地帶祛病的功效，利用竹筍進行酸敗腌制，已經成為中國和東南亞多個國家民間食療的主要方式之一。

當然，這并不是說巴西土著不知道用周邊植物治療疾病，恰恰相反，我們的多個采訪案例表明，土著普遍不喜歡城市化生活方式，但是捕獵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也難以為繼，因此許多老人說，以前生了病都可以在叢林里找到解藥，現在因為居住區域破碎化，形成若干個生態孤島，農業耕種不斷蠶食生態區域，許多植物藥材都找不到了。

大豆成為地緣政治作物

第二個方面，大豆的種植是一種精細耕作規模化農業，它對大型機械作業、重型卡車運輸、物流基礎設施、農業化工體系、農業加工工業體系產生了連帶影響。這個產業布局放在一般的傳統城市化周邊尚可理解，如果這種生產系統不斷進入植被良好和生態良好的區域，不免有些可惜。作為一種難以再生和恢復的熱帶雨林復合生態體系，如果它不成為生物基因庫和人類發展的戰略資源儲備，而是被快速消費品式使用，終究存在嚴重問題。

當我們采訪一些大豆運輸和生產加工企業時，提到為何沒有企業進行雨林復合農業，熱帶雨林再造農業，并利用復雜生境創造有機糧食、特色食材、藥用型生態資源開發，所得到的回答都是因為知識技術水平和規模效應，不僅在巴西沒有這種消費文化，國際市場也并沒有自我反省和轉型。

中國的全球需求是世界的一大市場

在許多研究者看來，單一工業化種植的思維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性后果，它是通過“麥當勞化”標準模式產生的下游生產鏈效應，處在鏈條位置的不同，對于生態影響的感知也不同。

這種巴西的大豆種植生態影響，在我們的阿根廷農業區調查過程中也得到印證。和巴西一樣，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阿根廷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羅薩里奧（Rosario）的數小時車程中，馬路沿線幾乎都是大豆種植區，沿途常見各種與大豆種植有關的企業路牌廣告。

我們餐桌上的高端牛肉基本來自于阿根廷

我們調查組一行直接進入中糧集團在羅薩里奧的物流港口，看到曾經在2017年12月27日發生爆炸事故的中糧集團所在地將軍港現場情況。雖然是中糧集團的重要物流端口，現場的廠房周邊設施比較簡陋，當地百姓至今對爆炸案心有余悸，說現場的大火高達數十米，聲響巨大。

無論是巴西還是阿根廷，我們看到一個大豆的全球生產體系，大豆的生產和跨境運輸，已經形成中國、巴西、印度、日本、美國以及部分南美南方市場的大豆地緣政治作物。中國在這種鏈條的苦楚在于：在頂端知識、全球鏈條體系、食品安全話語、國際生態影響方面，中國在服務全球貿易體系之余，又被當作替罪羊指摘。中國在某些外國報道中，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農業初級產業化“元兇”。

但是，無論在大豆的生產、運輸還是衍生品開發方面，中國并不生產什么大豆全球貿易原式，只不過在承續全球農業文化外包、產能輸出、消費社會物品供給的西方發達國家老路。正如阿根廷的一家研究大豆種植的非政府組織介紹，聯合利華的消費品研發中需要大量的大豆，他們的生態做法不過就是購買一些生態大豆積分和份額，另一方面還是采購市場上的各種普通大豆。

從大豆的全球化視角來看，中國如何做好大豆的生態性，輸出一種新的大豆生產文化，培育新型的種植模式，找到未來的主糧和能源作物，是中國引領世界并真正建構一種生態影響力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