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資源稟賦及市場機制的共同影響，中國農產品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已成為長期趨勢，通過內外兩種措施建立多元化的全球性農產品供應體系，方為長遠之計

葉興慶 | 文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本文由本刊記者焦建采訪整理經本人審閱，　　本文首刊于2018年7月9日出版的《財經》）

7月6日，美國如期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中方同等規模和力度的反制措施也已生效。作為美國對華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大豆等農產品將被加征25%的額外關稅。因可替代性較強且國內目前的庫存相對充裕，無論短期還是長期，對進口美國大豆加征關稅，中國將承擔的成本都處于相對可控范圍內。

但因受制于資源稟賦及市場機制的共同影響，中國農產品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已成為長期性趨勢，各類與之相關的貿易摩擦也將接連不斷地出現。將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作為預警，站在維護經濟安全的戰略高度進一步采取措施建立多元化的全球性農產品供應體系，方為長遠之計。

貿易戰無贏家

作為多年來美國向中國出口的最主要產品之一，2017年中國共進口美國大豆3200多萬噸。實際上，自2004年以來，中國以大豆為主的農產品貿易已連續14年出現赤字（近兩年赤字規模縮小與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去庫存力度加大等國內因素，以及國際市場價格下降等外部因素有關，相對短期且不可持續）。貿易赤字接連出現背后，中國農產品進口有四個主要趨勢：

第一，進口來源地高度集中于新大陸國家。以近年來數據計算，中國農產品進口額中，南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合計占比超過六成。從國別看，中國農產品前五大進口來源地依次為美國、巴西、澳大利亞、加拿大、阿根廷，合計占進口總額一半以上。

第二，品種高度集中于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按大類分，2015年中國農產品進口中食用油籽占32.9%、谷物占8%、食用植物油占6%、棉麻絲和糖料及食糖占4.8%，加之畜產品占17.5%——進口畜產品相當于進口飼料糧——這些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合計占69.2%。

第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個國家。與農產品總體貿易額相比，主要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來源地更加集中，前五大進口來源地合計占比普遍在90%以上。

第四，農產品進口運輸通道高度集中于海運、進口口岸高度集中于東南沿海地區、進口貿易渠道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家大型跨國公司。

總體而言，中國農產品進口貿易格局之所以呈現出上述“高度集中”特點，主要是由市場價格等因素決定的，有其經濟合理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雖然會對中國的小規模農業發展及眾多農民生計帶來挑戰，但與中國繼續沿著“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的方向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總體戰略部署相一致，也有利于減輕國內資源環境壓力、增進消費者福利、對沖工業品貿易順差。

因此，從總體上來說這一趨勢利大于弊、符合中國長遠戰略利益。

“貿易戰無贏家”。在上述格局之下，分別作為全球第一大豆進口消費國和生產國，中國與美國之間出現貿易摩擦，自然會帶來一系列深遠影響，需從短期和長期兩個維度分別衡量：

短期而言，以受到關稅影響較大的大豆而言，在全球生產格局并沒有發生大改變的前提之下，中國對美國大豆加征25%關稅，意味著全球的大豆供應平衡結構會被打破，南美大豆價格優勢將進一步凸顯，中國擴大進口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產品價格。

原先購買南美大豆的國家，或會轉向購買美國大豆，全球市場供需進入再平衡狀態；其次，因進口大豆的主要用途是生產豆油和豆粕，中國一方面可增加豆粕和豆油的進口，另一方面為發揮替代效應，中國還可增加棕櫚油等油料進口，以及提高玉米、木薯生產飼料的比率（構樹等新型飼料也可為中國提供回旋余地）。

目前中國大豆和玉米的庫存較為充裕，農產品貿易摩擦短期內不會給國內通脹形勢帶來明顯壓力。

長期來看，中美貿易摩擦如持續至跨越大豆等農產品的生產年度，則會在市場供需再平衡外，對全球生產結構再平衡產生影響。南美、中亞等大豆產區的供給增加，可進一步提升中國大豆進口的騰挪空間。

有預測，中國東北等大豆主產區會因價格上漲增產。但從關稅加征的幅度來衡量，實際并不足以抵消制約我國主產區大豆生產的負面因素（主要是成本），加之中國主要種植食用大豆，油用大豆種植的各方面無明顯優勢，中國自產提升的空間并不大——且因中美貿易摩擦程度和持續時間仍存較大變數——包括生產大豆的農民及加工壓榨企業等，都不宜采取較大幅度的調整措施。

內外雙保險

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中與大豆等農產品有關的博弈所暴露出來的尤為需要關注的長期性問題，是在外向型經濟體制不斷發展的前提下，中國如何進一步提升自身各類大宗農產品進口的穩定性及可靠性：

如前所述，隨著中國工業化及城鎮化持續推進，從2004年起，人多、地少、水缺等一系列資源稟賦對中國農產品生產造成的深層次不利影響逐步顯現。中國開始進入農產品對外依存度不斷提升通道，貿易逆差出現并持續至今。今后這一系列負面影響仍將持續發揮作用，農產品的對外依存度亦仍會不斷提升，這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會因國際市場出現各類貿易摩擦，中國就重新倒逼國內增加生產。

如此引申出的新問題，是中國如何應對農產品對外依存度不斷上升對糧食安全將帶來的風險。中國采取的措施，可分為向內挖潛及向外突破兩方面：

一方面，依對國計民生影響的不同程度，中國對谷物等口糧將進一步實施差異化政策，通過劃定及保護主產區、加快土地流轉提升規模化生產程度、增加基礎設施投入、增加生產社會化服務，以及提升生產科技水平等手段，讓中國的口糧自給能力不斷得到提升。

近兩年來，受益于農產品價格市場化改革等新政策影響，這些舉措仍有較大的見效空間。但從長期來看，受制于中國為加入WTO進行談判時對農業所協定的支持保護空間逐漸耗盡，國外大宗農產品跨越配額外關稅之墻進入中國市場的節點正在日益臨近。

與同為人多地少、在工業化及城鎮化過程中農業對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的日本相比，中國的劣勢是對于農業補貼的起點不同。

以大米為例：日本在加入WTO之前對于農業的支持與保護力度較高，其在加入時商定的每公斤大米配額外關稅為341日元，按照當時的匯率價格計算，相當于加征近778%的關稅。

與之相比，中國對于大米小麥等主要谷物作物所協定的配額外關稅只有65%，這對于一般產品而言不低，但并不足以彌補中國資源稟賦對于農產品生產所造成的劣勢。當65%的關稅仍擋不住口糧進口貿易總量增加時，中國需要有新的戰略籌劃。

借鑒日本經驗，中國需注意的方向之一，是如何提升其口糧的優質化水平，讓國內消費者愿意為國產農產品支付更高的價格，即“高成本需要高價格覆蓋，高價格需要高品質來支撐”。

另一方面，對于口糧之外的大部分農產品，中國將繼續實行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政策，也就是其自給率和進口率的差異，將取決于國內外的生產成本及價格差異，更多地由市場因素來決定。但除此之外，中國亦需在以下兩個方面加強籌謀：

首先，考慮到自身體量，中國為應對風險，農產品進口來源不能過度單一、多樣化必須得到保證，通過“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來提升自身農產品（包括即將迎來進口持續增加的谷物等口糧作物）供給的穩定性及可靠性。從維護農產品供給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高度，促進農產品進口來源地、運輸通道、進口口岸和貿易渠道的多元化。對于影響較大且需求剛性較強的產品，不能只考慮其價格。

綜合考慮農業資源條件、生產和貿易增長潛力，以及貿易平衡、運輸通道、地緣政治等因素，“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可在中國未來的全球農產品供應體系多元化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應加強對沿線重點國家農業資源、重點產品生產和貿易增長潛力的數據分析，在重點國家優先布局一批以技術合作為核心的境外農業合作示范區，加強對重點產品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戰略布局，注重發揮農墾企業的探路作用。

其次，作為農業向外“走出去”的主體，中國的農業企業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買全球、賣全球”的模式參與到農業資本的全球配置鏈條；另一類則是在國內擁有一定產業基礎，通過向外收購資產打通產業鏈，主旨是將國外的農產品加速向中國進口。

不管是何種企業，均可通過加大對國外重要產區的倉儲物流及碼頭等基礎設施的投入，進一步增強其在全球市場中對于重點農產品的關鍵環節的掌控能力。

需注意的是，無論是在中國向外走出去的存量還是流量中，農業企業及資本所占比重均相對有限。作為慢熱型行業，中國農產品供需缺口的擴大是逐步出現的，企業在數年內可能都無法取得令人滿意的回報。因此，企業應做長遠籌謀，不應也不可能在三五年內復制國外企業在二三十年中所建立的模式和取得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