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財經》記者 焦建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和抗疫艱難推進，對社會生活及各行各業的影響不斷加深。隨著糧食出口國為求本國供應穩定紛紛暫停出口大米、小麥等農產品，疫情會否引發中國及全球新的糧食危機，將如何影響各國農業生產，也成為各方高度關注的話題之一。

《財經》近期采訪的農業專家們認為，短期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現階段在城鄉、產業、區域之間的影響有輕重之分，而中國的多重糧食儲備體系等多重“穩定閥”能在一定時期內保障國人糧食安全。但“因很多農村也選擇暫時阻斷進出村莊的道路，嚴格控制車輛、人員流動。隨著疫情發展持續，對農業農村經濟影響將呈現全方位態勢。”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課題組近日的一份相關報告提醒稱。

“中國在一定時期內保證每人每天1斤米面、1斤動物蛋白制品、2斤果蔬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我們必須止息恐慌性購買心理。”北京東方艾格農業咨詢公司的董事長、聚焦安全與發展交叉領域研究的聯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首聘專家黃德鈞，近日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提醒。

黃德鈞上世紀80年代先后畢業于西南農業大學和南開大學，曾在全國人大從事經濟立法工作，1998年創建北京東方艾格農業咨詢有限公司，作為農業及食品行業的資深專家，行后參與中國農業部、世界銀行及中國國家發改委關于農村經濟合作的多個項目，并為多家國內外農業龍頭企業提供研究咨詢，見證了中國農業從粗放種植到逐步產業化的全過程。

結合此次疫情給全球及中國農業帶來的多重影響，黃德鈞認為，中國農業及農產品發展可能會出現兩個大的發展趨勢：其一是都市圈周邊的農業農村發展加速，其次是規模化農業出現新的發展，核心特點包括聚集化、生態化和在線化。

《財經》：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不斷蔓延，多個糧食出口國宣布暫時禁止糧食出口，會對中國糧食供給安全帶來哪些短期影響？

黃德鈞：要從大的概念范疇內理解食物安全，其實包含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口糧安全，其背后有各自所指涉的農產品，其實不可混為一談。作為整體的食物安全則主要涉及三重平衡：數量與質量、區域與資源、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這幾年進口農品增量主要集中在種類調劑型、消費升級類。

中國口糧（稻谷及小麥）十余年來都是買方市場。不算社會儲存，只國儲及地儲庫就超過2億噸（全球谷物儲備的50%）。2019年中國產出6.5億噸糧食（其中口糧3.5億噸）、6億噸蔬菜、2.5億噸水果、2億頓肉蛋奶魚。綜合算下來，中國在一定時期內保證每人每天1斤米面、1斤動物蛋白制品、2斤果蔬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與此同時，也不能排除個別糧商借著全球性疫病之機進行糧食價格炒作。糧油屬于生活必需品，價格彈性小，一旦擠兌后果很嚴重，所以必須止息恐慌性購買心理，因此需要特別提醒：采購超過家庭一個季度以上所需糧油的做法并不明智，因為糧油在家庭儲藏條件比不上在專業設施里的存儲，所以更易產生霉變這種強致癌物，按需購買即可。

《財經》：中央相關會議近日提出：越是面對風險挑戰，越要穩住農業，越要確保糧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應該如何理解？

黃德鈞：正是因為農業是整個社會保持穩定的根本性基礎。我們必須認識到：疫病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會伴隨著人類，是人類的敵人。但一方面人類自身會不斷產生出免疫力，另一方面通過現代科技的發展，也會生產出疫苗、藥物等能夠阻止病毒對人類侵害的“保護傘”；除此之外，疫病也會對人類社會的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帶來各式各樣的沖擊。

以歐洲為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黑死病和其他幾次瘟疫的流行，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其社會結構，從原先的金字塔式結構轉向后來的棗核結構；從農業角度理解，這些歐洲瘟疫還催生了諸如馬鈴薯等新品種農作物的進化。正因如此，疫病其實也是農業發展模式與食物選擇、農業技術進步的推進器。

系統性的人類農耕文明的出現大概是五千年前左右，首先是從兩河地區文明出現，從馴化動物開始，人類就在與各式各樣的病毒、細菌等打交道。而主要以畜牧業為主還是以種植業為主，是中西方之間農業體系的一個主要區別。西方的農業體系與動物打交道比較多，對于微生物科學研究也更為深入一些，所以即使到今天，無論是雞鴨牛羊還是豬等動物品種，中國每年都還需要大量從國外引進。相較之下，中國的農業傳統屬于東方的農桑體系，種植業更加發達。中國人早期的食物結構當中，動物蛋白的占比并不是很高，但依憑相對發達的種植業，還是養活了大量人口。

在現代社會，農業的從業人口以及它占GDP的比重在下降，但是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的基礎和戰略地位始終不會動搖。這與農業既帶有食品屬性，同時也帶有政治、金融屬性有關。

對于中國農業，我將其相關作用比喻成三個詞：加油站、蓄水池、避難所。分別對應其三重主要作用：首先，經濟安全最基礎的之一就是食物安全，沒有食物安全就沒有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而食物安全則主要涉及到數量和質量、區域與資源，以及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間的平衡等三大問題；其次，城市化是當下中國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但當二產、三產或其他領域發生危機的時候，三億多農村人口還可以回到農村，所以其既是人力資源的蓄水池，也是化解危機的蓄水池；第三，當不同種族發生戰爭或是無法克服的病毒來襲時，農業農村實際上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避難所。

《財經》：長期來看，此次疫情會給中國農業帶來哪些影響？

黃德鈞：此次新冠疫情過后，中國農業及農產品發展可能會出現兩個大的發展趨勢：其一是都市圈周邊的農業農村發展加速，其次是規模化農業出現新的發展趨勢。其核心特點包括聚集化、生態化和在線化。

就第一個趨勢而言，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主要特征之一是城市化加速。而中國正在形成五大都市圈，也就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中原城市群和西南部的成渝城市群。當中國人口達到15億人的時候，居住在城市當中的人口可能會有10億人，其中大約有一半的城市居民會聚集在五大都市圈。我曾進行過估算，目前這五大都市圈周圍的農業用地大概有3億多畝。如何利用好這些土地是一個大問題，我的老師葉謙吉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過生態經濟，此次疫病之后這個趨勢可能會更加明顯，也就是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大城市周邊出現城市居民逆城市化現象。

隨著而來的，首先是一個個的生態型的衛星城出現，大約二三成的城市人在這些地區用中高端的方式生活，農產品也是自然生態的；其次是垂直型農業和設施農業的不斷成長壯大。此次疫病初期，國內不少城市都因為長距離運輸交通受阻出現過程度不一的農產品短缺，原先的大規模集中在某些地區生產模式仍有發展的空間，但隨著生物技術、垂直農業及AI智能等新科技發展，部分地區可能也會通過工廠化、智能化的方式解決自身的蔬菜供應問題；第三，本次疫情使得在線生活變得越來越普及。隨之而來的應該是食材交易的線上化。隨著5G等新型信息技術的不斷普及，中國原有的產地批發市場已經在不斷沒落。我的觀點是，銷售地區的食材交易市場會繼續作為分銷商存在，但也涉及到轉型。

以北京新發地、鄭州萬邦、廣東的江南以及深圳農產品這些銷地批發市場為例，可能會涉及到向三個業態的轉型：一個是在原有的位置變成一個線下的展示訂貨、以食會友及品牌化的地標食材大廈；第二個轉型就是增加二產，從單純的批發變為比如食材加工，特別像預制菜、中央廚房、復合調味品等這樣的一些形式；第三個轉型，就是原來的線下經紀人交易模式會轉變成為線上的b2b數字交易。

就第二個趨勢而言：首先，中國有個傳統的說法叫做“豬糧安天下”，也就是說只要糧食以及豬肉能夠保證供應，社會就比較穩定了。這句話當前仍有現實意義：從中國人目前的食品的結構上來看，糧食、肉類和果蔬這三大類的膳食攝入比例，已經從過去的8：1：1轉變成了現在的4：3：3，未來還會像3：3：4轉移。為了通過畜牧業滿足中國人對肉類等動物蛋白8000萬噸左右的需求（未來會達到1億噸左右），壓力其實很大。

以養豬為例：盡管中國已經有上千年的養豬傳統，但現在的豬養殖業就是全新的一個產業，與傳統關系不大，屬于技術密集、資金密集、資源密集型產業。當前養豬行業實際上受到了“雙疫”的打擊，行業洗牌加速。隨著中小型豬場迅速出清，三年到五年內中國應將會出現八家到十家左右的綜合性企業，通過實現從養殖到肉食加工的一體化獲得超過百億元的利潤；

其次，種植業的規模化也會出現加速，隨著數字農業的發展，北方地區像華北平原、東三省等這樣適合于機械化耕作的地區將主要成為大宗農品的智能化機械作業區；與之相關的，是中國大農業大數據公司、裝備數字化公司和交易數字化公司也會出現蓬勃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