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南方日報記者采訪后卻發現，廣州大部分市民對轉基因食品缺乏起碼的了解。
然而，對中國工程院院士范云六而言，這個消息還是等了太久。范還有另一項重要頭銜---我國轉基因植酸酶玉米的主要研究者。近期，他興奮地向媒體透露：由中國農業科學院負責研制的轉基因植酸酶玉米已經通過國家的審核批準。幾乎與此同時，由華中農業大學負責研制的轉基因水稻也獲得安全許可。
這意味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轉基因玉米和水稻即將面世。12月19日，在華中農業大學結束的“抗蟲轉基因水稻新品種培育”課題年度執行情況匯報暨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們一致認為，轉基因作物的研發和生產是科技發展不可阻擋的必然趨勢。業內人士還向記者指出，此舉也是“中國造”轉基因糧食商業化的一個信號，表明國家已經把發展轉基因產業上升到戰略的高度。
從“要不要轉基因”到“該不該商業化”,全世界范圍內的反對浪潮一直如影隨形。這顯然并沒有阻止中國轉基因的商業化步履，反對者們也不“認輸”:轉基因商業化，可以！不過必須控制好潛在的威脅！
被市民“忽略”的轉基因專項論證會秘而不宣
公眾的茫然態度，讓國家環保部生物多樣性研究的首席專家薛達元十分憂慮。“公眾之所以缺乏了解，一是因為轉基因食品的標識不醒目，二是媒體沒有宣傳。”
“這個是轉基因的？那它好不好呀？”問及廣州的大部分市民，讓記者略顯尷尬的是，他們對轉基因食品缺乏了解。為此，記者甚至不得不向他們“科普”轉基因的知識。
然而少數細心的消費者還是能在超市中發現“轉基因”的身影。一個明證是，現在市場上許多大豆油和調和油，大都已使用了轉基因大豆和轉基因油菜籽等作為原料。在廣州百佳、華潤萬家等大型連鎖超市，標明“轉基因”的食用油已占滿貨架。
公眾的茫然態度，讓國家環保部生物多樣性研究的首席專家薛達元十分憂慮。他批評說，公眾之所以缺乏了解，一是因為轉基因食品的標識不醒目，二是媒體沒有宣傳。
“以前是沒有統一的標準，2007年農業部出臺了《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要求必須統一標識，但商家都沒有嚴格遵守，國家也沒有專門去查。”薛達元解釋說。
而對于媒體為何沒有宣傳，薛達元回答簡潔：“因為轉基因項目是國家臨時鼓勵的，已經確定了發展方向。”
而缺乏公眾的意見，無疑是轉基因植酸酶玉米得以快速商業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反對的聲音沒有那么大，主要是環保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在反對，公眾不清楚，所以很少反對的聲音。”薛達元如此表示。
2008年7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目的是要獲得一批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培育重大轉基因生物新品種，提高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和產業化整體水平。
當時國內的輿論認為，轉基因專項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發展轉基因技術，更重要的是帶動轉基因作物的產業化發展，“轉基因糧食商業化和產業化有望實現”的猜測由此不脛而走。
時隔一年，當轉基因作物還在被“要不要商業化”質疑時，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植酸酶玉米卻在爭論中“悄然”通過了國家的審核批準，即將走向市場。
作為一項關乎13億中國人糧食安全的商業化生產決定，缺乏民意是這一項目遭遇批評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經參與過“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立項論證會的薛達元對此十分清晰。
“反對的也沒幾個人，因為參加立項的大部分是轉基因的研究專家，和他們的利益掛在一起，200多億的資金啊！”薛達元回憶說。
薛達元告訴記者，他曾在轉基因專項論證會上提出“尖銳”的質疑觀點：一是從多年的農業發展來看，農業的發展并不是主要靠轉基因技術，還是以常規技術為主；二是轉基因研究涉及公眾接受程度、技術難度和貿易風險等問題。
但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沒有參加過轉基因專項的論證會，“他們都不請我，我怎么參加啊？”對此，薛憤慨而無奈。
對于媒體為何沒有宣傳，華中農業大學黃季教授給出了更為明確的回答，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農業部明令禁止與會專家透露關于該專項的具體信息。”作為轉基因項目起草小組成員之一，黃季認為，轉基因項目的爭議一直很大，如此對外界保密，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害怕社會輿論給該專項的實施帶來負面壓力。
就這樣，轉基因糧食就“暗度陳倉”,完成了由“要不要商業化”到“即將商業化”的轉變。
轉基因論戰風生水起公眾利益“被代表”?
細心梳理轉基因商業化背后的論戰可以發現，無論是反對者還是支持者，都是打著“維護公眾利益”的口號
“你有沒有注意到，最近媒體的報道中，正面的聲音居多了。”談及媒體關于轉基因的報道，作為支持者代表的黃大昉喜形于色。
就在植酸酶玉米商業化獲得審批之前，有關轉基因作物的論戰一直風生水起。
細心梳理轉基因商業化背后的論戰可以發現，無論是反對者還是支持者，都是打著“維護公眾利益”的口號。
論戰的焦點首先就集中在發展轉基因技術的必要性上，反對者提出，我國完全具備糧食自給的能力，沒必要讓公眾承擔由轉基因技術所帶來的風險。
而作為轉基因作物推動者之一的黃大昉則認為，“雖然國家糧食的總量是豐年有余，但也面臨著危機，我們的耕地不斷減少，再加上氣候的變化，這些都給公眾的糧食帶來危險。”
隨后，轉基因技術一直主導著雙方的論戰。
“轉基因生物可能會打亂自然界生物的多樣性。”國家環保部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的一位官員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在生態系統中，轉基因生物是一個具有競爭優勢的外來物種，它可能破壞整個生態的平衡。
除了對環境造成威脅外，反對者還提出轉基因技術對人體健康的威脅。為了證明這些結論，反對者拿出了現實“證據”:“美國星聯玉米事件”、“墨西哥轉基因玉米污染事件”、“轉基因玉米危害蝴蝶事件”……
但支持者隨即以研究的方法有漏洞為由，否定了上述事件的研究結論，并聲稱，無論是從研究試驗，還是從美國轉基因作物的發展歷程來看，都沒有發現安全性威脅。
“轉基因生物對環境及人體健康的影響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是40年才能觀察出結果，危險也許是潛在的。”中科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局原局長錢迎倩曾對此分析。
2005年4月，“湖北省出現轉基因稻米事件”再次燃起雙方戰火。媒體在報道中說，估計最少有950-1200噸轉基因大米非法流入市場。但當時在湖北從事轉基因水稻研究的專家卻否認出賣試驗用轉基因水稻種子。
爭論中，支持者漸漸完成了轉基因糧食的科研階段，轉基因糧食的商業化和產業化已提上日程。
此后，爭論自然轉移到了“能不能產業化”上，除了堅持轉基因食品存在潛在威脅的觀點外，這一次，反對者對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鏈條進行了“拆解”.
反對者提出，種植轉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并不是農民，而是科學家和掌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外國生物公司。“科研部門、政府部門和企業，三大集團之間復雜的利益關系，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可以說是非常牢固了。”中國農科院一位主任在接受媒體的采訪時說。
支持派很快反擊了質疑，早在1997年，中國農科院研究員郭三堆就推出了轉基因抗蟲棉技術，雖然到2004年時，美國孟山都公司市場仍然占有90%的市場，但是這一局面已被扭轉。這意味著中國也具備研究自主轉基因技術的能力。
誰在代表公眾利益？科學一時無法回答。
“勝敗者”的共識：要控制好潛在的風險
如果一旦發生潛在的危險，公眾的利益如何保護？“科學而健全的轉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包括轉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及其有效實施將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些現實的或者潛在的負面影響。”于文軒博士強調
“轉基因作物商業化也是可以的，不過要控制好潛在的危險。”薛達元話語沉穩。
在轉基因商業化的問題上，薛達元一直被媒體譽為是反對派的代表。盡管轉基因植酸酶玉米通過了商業化生產的審批，但薛達元并沒有就此“服輸”,在南方日報記者的采訪過程中，“風險評估”、“風險管理”是他說得最多的詞匯。
“一定要保證老百姓的知情權！”薛達元認為，隨著轉基因糧食與市民的距離越來越近，老百姓最起碼要知道什么是轉基因，包括潛在風險。
與薛達元一樣，雖然沒有阻擋住轉基因食品商業化的趨勢，但反對者關注的問題已經變為“商業化后的安全管理”.
“必須做環境監測，并且是長期監測。還要對植酸酶玉米進行物理隔絕，把轉基因玉米和非轉基因玉米隔離開，種植地與非種植地隔離開。”國家環保部生物安全管理一位官員提醒說。
談起與反對者的爭論，“獲勝”的黃大昉笑稱，“轉基因問題不僅是技術問題，還是貿易問題、政治問題。”
“從技術來講，主要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因為轉基因技術歷史不長，所以大家的擔心會比較多。”黃大昉認為，“但并不能因為擔心就不發展，在嚴格管理的情況下，既要發展，也要堅持研究。”
他舉例說，當年俄羅斯建立核電站的時候也曾發生過核泄漏的事故，公眾也曾一度抵制核技術。但是，并不能因為核電站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事故而放棄核技術，“對科學要本著理性的態度。”
黃大昉還向南方日報記者透露了轉基因植酸酶玉米和轉基因抗蟲水稻通過安全評估的部分細節，“在安全方面，需要參照國際標準程序，在試驗中觀察是否會對人體造成過敏、急性或者慢性等疾病。在環境影響方面，會不會導致害蟲產生抗體，變得更加厲害……”
“但話說回來，試驗沒有問題就可以掉以輕心？也不是！”與“敗者”一樣，黃大昉高度關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生產的后期管理，“要加強管理和監測，把預防工作放在前頭。”
如果一旦發生潛在的危險，公眾的利益如何保護？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研究開發部部長于文軒博士認為，在轉基因生物及其制品對人體的影響尚無明確定論的情況下，法律不應當僅考慮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應當關注其對人體健康、生態環境甚至經濟系統本身所產生的不利影響。
“科學而健全的轉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包括轉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及其有效實施將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些現實的或者潛在的負面影響。”于文軒強調。
名詞解釋
轉基因生物
為了達到特定的目的而將DNA進行人為改造的生物。通常的做法是提取某生物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蟲害、增加營養成分）的基因片斷，通過基因技術加入到目標生物當中。
轉基因食品
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將某些生物的基因轉移到其他物種中去，改造生物的遺傳物質，使其在形狀、營養品質、消費品質等方面向人們所需要的目標轉變。以轉基因生物為直接食品或為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就是“轉基因食品”.
歷史年譜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轉基因植物---一種含有抗生素藥類抗體的煙草在美國成功培植。
1993年世界上第一種轉基因食品---轉基因晚熟西紅柿正式投放美國市場。
1996年世界轉基因作物種植總面積僅為170萬公頃
2002年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種植面積已擴大到5870萬公頃。
截至2004年全世界已有近50個國家和地區開展轉基因作物種植實驗，有16個國家的近600萬農民以種植轉基因作物為主。
美國是轉基因技術采用最多的國家，自20世紀90年代初將基因改制技術實際投入農業生產領域。目前美國農產品的年產量中55%的大豆、45%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轉化為通過基因改制方式生產。
中國已經開展了棉花、水稻、小麥、玉米和大豆等方面的轉基因研究，目前已經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在轉基因棉花研究方面成績突出。
國際紛爭
歐盟的死防與松動：
“是政治，而不是科學”
圍繞著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的爭論，美國與歐洲展開了激烈的對抗。
回顧這段歷史，也許能提供另一種視角。
1998年英國一位教授在研究中最早提出了對轉基因食品的質疑，他發現幼鼠食用轉基因的土豆后，內臟和免疫系統會受到損害。隨后，英國及全世界引發了關于轉基因食品安全的大討論。
一年后，雖然該項研究被英國皇家學會“否定”:此項研究“充滿漏洞”,得出的結論不足為憑，但是消費者已經對轉基因的安全性提出質疑，歐洲民眾開始反對轉基因食品。
正是在質疑提出一年后，最先引進轉基因玉米的法國停止了種植。2005年，法國又重新開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玉米，種植面積更是一度由500公頃擴展到2007年的2.12萬公頃。正當法國轉基因玉米商業化種植處于黃金時期時，2008年，法國轉基因產品臨時最高委員會主席勒格朗提交了一份報告稱，轉基因玉米安全性存在“嚴重疑問”,法國政府最終決定暫停種植轉基因玉米。
法國政府態度的轉變讓人質疑，與法國類似的是，歐盟的態度也逐漸發生轉變：歐盟成員國多位部長呼吁要加快轉基因生物審批過程。對立的天平開始傾向美國。
對于歐盟的死防與松動現象，黃大昉認為，除了技術本身和歐洲傳統文化的影響外，最重要的是貿易問題，“美國轉基因農產品千方百計想打入歐洲市場，所以歐盟只能以轉基因的安全性來建立貿易壁壘”.
今年11月，英國路透社也專門發表文章抨擊歐盟的嚴防政策，文章稱，歐盟讓政治，而不是科學來決定轉基因農作物的命運！
英國首席科學顧問約翰·貝庭頓（JohnBeddington）也表示了對歐盟審批程序的惱火。他說：“考慮人類及環境的健康與安全當然是合理的，但是，正確的測試手段和科學的調查也應當被視為解決問題的工具。”他強調：“非常不幸的是，（歐盟）在對待轉基因生物的問題上有非常明確的政治見解，卻不尊重科學角度的建議。”
今年夏天，超過20萬噸大豆和黃豆粉被拒絕進入歐盟港口，原因是其中含有少量未經審批的轉基因玉米成分。
“植酸酶玉米產業化推進，可能引起世界農業產業格局的變動。”黃大昉分析說，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問題依然突出，而我國轉基因糧食的商業化進程，一方面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產生帶動作用，另一方面會“撼動歐洲的貿易壁壘”.
歐洲建議
中國民眾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很高興聽到中國在科技方面的進步，但民眾需要更多信息！”聽聞中國轉基因植酸酶玉米商業化后，一些歐洲市民認為，這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但是政府在運用轉基因技術的同時，也要尊重自然規律。
當然，也有部分歐洲市民也對中國糧食安全產生擔憂：“轉基因技術是科學，但轉基因食品的‘商品化’則強調賺錢”,部分歐洲市民認為“這也許是科技的相對進步，但也反映了社會對人文和生命的輕視”.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歐洲市民對轉基因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60%的受訪者對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表示“中立”,在他們看來，轉基因食品商業化聽起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可能只是解決糧食問題的其中一種手段。
不過，許多歐洲市民對轉基因食品信心則主要依賴于他們所了解的信息，“在最終決定‘支持’還是‘反對’之前，我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從轉基因食品的抵制者到中立者，歐洲公眾向記者透露了其中的原因，“因為考慮到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還不確定，尤其是長遠影響”、“出于道德上的考慮，與不吃貓狗是同一個道理”、“媒體過分渲染懷疑者的論調，其實現實中有很多人都不反對轉基因食品，只不過媒體不報道這些人罷了”……
相對于歐洲市民的保守，英國自民黨則明確提出“反對將轉基因產品商業化”.自民黨成員、下屆大選國會華裔候選人杜淑真女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全球糧食短缺的問題上，我們贊成每個國家有權利去決定他們要不要發展轉基因技術。但我們認為許多國家都有充分的理由去拒絕這一技術。”
“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一些大的跨國公司可能因為擁有轉基因種子樣本而制造壟斷，這將使窮困的農民們的生活更加艱難。”杜叔真認為，“雖然每個國家都有權利決定什么技術將有利于它的人民，但除非我們已經充分確定了轉基因技術有可能帶來的環境與經濟影響，否則應當盡量避免運用這項技術。”
對于歐盟近年來對轉基因食品態度發生轉變的原因，記者并沒有獲得歐盟的正面回答。不過，記者從歐盟網站上獲悉，歐盟對轉基因生物的安全性仍然持高度警惕態度，從1985年開始，歐洲共同市場就開始實施了“歐盟研究與技術開發框架”計劃，至2000年，該計劃共支持了81項研究項目，并提供了約7000萬歐元的資金支持。
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業事務部一位發言人對此回應說：“人類和環境的安全性是我們的首要考慮，因此我們必須在科學證據的基礎上做決定。歐盟現行法律要求對每個案例進行逐一審查，具體情況、具體處理。英國支持歐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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