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鄒碧穎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保糧食能源安全”，這是自1998年中央提出農業進入新階段、農業數量問題基本解決以來，再次將糧食安全提到新高度。

中國農業大學中國糧食與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戰略中心執行主任王宏廣教授近30年來一直深耕糧食安全研究，他在2018年首次提出“隱性糧食安全”問題。他和團隊在新書《中國糧食安全：戰略與對策》中總結道：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的核心已由口糧安全轉變為飼料糧安全，本質是肉類安全、食物安全。“低水平、高難度、緊平衡、弱安全，吃飽沒問題，吃好須進口”，這是中國糧食安全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的基本局面。

1993年，王宏廣曾在《中國農業：問題·潛力·道路·效益》一書中預測中國糧食總產量最高潛力每年能達6.4億噸。中國糧食總產量現已連續6年達到6.6億噸左右，與預估相差無幾。2015年他在《中國糧食安全研究》一書中，提出中國的糧食格局會由原來的“南糧北調”改為“北糧南運”。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大中城市是關鍵地區，玉米、大豆是關鍵品種，5000萬低收入人群是關鍵人群，進而提出了科技創新、保住耕地、倡導適度消費等政策建議。

在王宏廣看來，世界糧食安全仍然處于總體不安全狀態，糧食鴻溝短期內難以填平。發達國家有充足的土地資源與技術條件，但缺乏糧食生產積極性，將土地用于拋荒、種草，而非生產糧食，甚至糧食消費依賴他國進口。許多欠發達國家，雖然有生產糧食的積極性，但缺乏土地、技術、資金等農業要素，本國人民吃不飽飯。未來，貧富國家間的糧食鴻溝很可能長期存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用將近70年時間告別了饑餓、告別了“絕對貧困”，基本實現機械化、全面取消農業稅，取得的成績“舉世無雙”。

聯合國糧農組織推薦的糧食安全標準線為人均每年400公斤。中國在1998年越過這條線，實現了“吃飽飯”。當下中國人均每年消費糧食540公斤，其中70公斤靠進口。王宏廣認為，考慮到14億人口的龐大基數，中國未來很難越過發達國家“吃好飯”的800公斤標準。現在提出的目標是，到2030年將人均每年糧食消費控制在650公斤左右。

目前的趨勢是，40年來，世界糧食產量增長快于人口增長。王宏廣團隊預測，受益于糧食科技與糧食政策的創新，2040年中國的糧食生產潛能有望達到9億噸，2030年有望達到8億噸左右。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伴隨人口總量增加、城鎮化快速推進，近年來中國糧食進口量不斷上升。海關數據顯示，今年1月-10月中國糧食進口11514萬噸，增長28.5%。11月19日，王宏廣在接受《財經》雜志記者采訪時再次提醒：中國的口糧自給率為98%，糧食自給率為86%，這不能掩蓋食物隱性自給率為70%的事實。中國的糧食安全有困難，但也有對策。保障未來國人膳食水平不斷提高、吃得更好，需要未雨綢繆。

中國糧食產量將打破6.6億噸徘徊局面

《財經》：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被認為是全球百年未有的大危機，其影響尚未完全顯現。在您看來，今年中國的糧食市場有哪些變化值得關注？

王宏廣：全球化的發展，使得中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在一起。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導致許多國家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量減少、農業生產資料供給不足，再疊加旱災、蝗蟲、洪澇、臺風等自然災害，農作物產量就可能出現下降，價格出現上升。這可能會造成中國國內市場和價格的波動。如果許多人擔心糧食不足進而囤糧，就可能導致國內市場不穩定。現在我們已經公布全年生產糧食6.5億噸，增量不大但是沒有出現減少。需要注意的是，市場擔憂卻是明顯增加了，比如價格變化最明顯的是豬肉。這背后有非洲豬瘟疫情的原因，也與保護環境關掉一些小型養殖場有關。此外，中美貿易戰后，減少了大豆進口，豬飼料來源變少也導致生豬量減少，多重因素導致豬肉價格上漲，最高時上漲了360%，現在已經回落。市場一旦出現恐慌因素，對市場價格的拉動作用可能更大。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一旦價格上漲，低收入人群將首先面臨買不起食物的風險。

有的專家曾表示，中國的糧食生產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因為好幾億人在種地，中國糧食市場廣闊，只要糧價上漲有錢可賺，農民就會積極地種糧，從而促進糧價回落。中國的糧食問題經常處于一個“扭秧歌”的狀態，“少了少了多了多”，現在也是如此，只是波幅有所縮小。過去波動厲害的時候，糧食總量突然減產10%可能就會引發大問題，但現在每年產量波動基本上控制在3%左右。中國疆域遼闊，生產的區域互補性強，全國性的災害比較罕見。即便出現臺風等災害對糧食總產量的影響也不大，南方澇，北方就會增產，北方旱，南方就會增產，這樣一降一補不會差到哪里去。特別是中國現在有8億多畝水澆地，糧食生產的底盤已經牢牢穩住。現在最擔心的是種糧效益低，老百姓(68.240, -0.79, -1.14%)有地不種。現在很多農民都自己買糧食吃，不愿意種糧、也不存糧。

《財經》：您曾于2018年提出“隱性糧食安全”的概念。雖然中國的口糧自給率接近99%，但大豆和油料自給率分別僅為15%和30%。中國的糧食隱性自給率近年在70%左右。今后應當如何提高中國的糧食隱性自給率？

王宏廣：國家公布的《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里提到的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我們在新書中提出了八項措施，除了上述2條措施之外，增加了6條。藏糧于地在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與18億畝糧食播種面積的同時，加強土地整治，利用好非農業土地、鹽堿地、荒地等土地資源，藏糧于技，推進第二次綠色技術革命。技術上，我們在新書中又補充了幾方面內容。一是袁隆平先生的第三代雜交稻可能會突破1100公斤關卡。雜交稻在50年里跨了8個100公斤的關卡，現在袁隆平院士提出還有潛力可挖掘。第二個突破是耐鹽堿水稻，也就是海水稻。現在無法完全實現用海水種植水稻，但已經能夠很好地提升水稻耐鹽堿的水平，這會有利于用好中國幾億畝的鹽堿荒地。第三個技術突破點是種植藜麥。我們可以利用荒坡地、干旱的土地來種植藜麥，這相當于增加了一種糧食作物。我們希望能夠種植大約1億畝的藜麥，從而產出大約300億公斤藜麥，從蛋白含量看與900億公斤水稻相當，也能很好地替代進口大豆。另外，我們寄希望能夠在未來10年左右，以基因編輯為代表的新一代育種技術能夠進入應用階段。

保糧食安全，需要提高大豆自給率。我們的新書專門提出“進口大豆替代工程”，將中國的大豆進口比例從86%降到50%左右。現在最大的瓶頸就是大豆品種還沒有大的突破，中國能用來種植大豆的土地面積有限，解決大豆問題的關鍵是研發雜交大豆或是轉基因大豆，大幅提高單產水平。另外，為什么我們提倡種藜麥？在市場上，藜麥每公斤一般20元，甚至可以賣到80元，農民種下就能看到效益，從而提高種糧積極性。因為現在種水稻、玉米、小麥經濟效益低，農民缺乏積極性。種植藜麥，對中國糧食增產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現在中國的藜麥大多數是從南美洲進口，它們的產量比較大，品種豐富，但經過努力我們在5年內一定能跟上。

80%以上的大豆依賴進口，如何防御糧食戰？

《財經》：您提出按照人均糧食產量400千克-600千克可以實現糧食供需平衡的標準來看，中國屬于糧食基本平衡國，那么糧食戰爭發生的幾率有多高？最壞的可能性是什么？

王宏廣：世界上糧食戰一直存在，甚至從來沒有停止過，余糧國家經常通過糧食影響別國經濟、甚至干預別國內政。美國發動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給中國大量產品加稅，打壓華為等中國大批企業，中國則減少進口美國大豆，美國則給種植大豆的農民大量補貼。我們在兩年前的報告認為，中美貿易爭端中，如果中國選擇用大豆反制美國，美國有可能采取向農民給予補貼的方式限制對中國出口大豆。中國進口美國大豆一年大致支付120美元-140億美元，但對美國這樣的國家而言，給農民補貼100多億美元并不困難。后來，特朗普政府果然宣布了一項9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計劃。現在最令人擔心的問題是美國和巴西占到中國進口大豆總量的86%，這意味著美國幾乎控制了中國的進口大豆源頭，最壞的結局是美國補貼農民限制對中國的大豆出口，我們在別的國家或地區買不到那么多的大豆，難以滿足國內的飼料和大豆榨油的需求，這可能導致肉類價格上漲、食用油漲價或短缺。當然，我國飲食習慣中消耗食用油偏多，其實可以提倡少油少鹽的健康消費理念，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財經》：近幾年中國糧食進口量逐漸接近1億噸水平，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如何確保進口安全？主要糧食作物中，中國的大豆進口依賴度最高，自給率已經從過去的100%降至18%左右，目前主要進口國家集中于美國等國。中國議價能力低、大豆來源風險大，您認為應當如何進行應對調整？

王宏廣：我們在新書里提到，中國糧食“16連增”不等于糧食安全，因為糧食進口量也在持續增加，進口量大、進口國過于集中，更為嚴峻的問題是我們進口糧控制在成天想遏制中國的美國人手中。未來我們的糧食安全，不僅要保障糧食產量安全、儲備安全，還必須保障糧食進口安全，確保買得起、買得到、運得回。糧食進口安全才是總體安全。

我們建議“儲糧于友”，和友好的國家或地區建立長期合作、穩定的糧食生產基地，我們提供品種和技術，確保建成約10億畝耕地的海外糧食“供應鏈”。例如與巴西、古巴、阿根廷、俄羅斯等國，通過長期期貨、合作開發、耕地租用等多種方式，建設一批多元、長期的海外糧食基地。

針對大豆進口的問題，農業農村部2019年出臺了《大豆振興計劃實施方案》。現在振興大豆采取的是綜合辦法。我認為這些辦法都很好，從科技的角度來看，還需要找到問題的根源與突破口，必須把大豆品種突破作為重要方向。現在提出恢復大豆種植面積，但是恢復大豆種植面積，就會把玉米種植面積擠下去。種一畝大豆可能會少八九百斤的玉米，這個“蹺蹺板”需要平衡好。要是想徹底不出現“蹺蹺板”問題，還是得想辦法從大豆品種的研發方面進一步提高單產上來尋求突破。

《財經》：最近包括中國在內的15個國家成立了全球最大自貿區RCEP，您認為這對中國的糧食進口會產生哪些影響？您建議建立海外10億畝耕地或1.5億噸糧食的多元、長期的海外“供應鏈”，RCEP可能提供哪些拓展空間？

王宏廣：RCEP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也是全球化持續深入的又一個進步，但對中國糧食進口、建立糧食海外基地的推動不是很大，因為這些國家糧食產量、耕地面積都有限。從長遠來看，全球主要的糧食出口國家20多個，大多數不是RCEP成員國。RCEP成員國的糧食產量少，中國可以同RCEP有關國家共同探索保障糧食安全的對策與措施。目前，我們進口主要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進口大豆和玉米主要來自美國、巴西、阿根廷、俄羅斯、中亞等國家和地區。

《財經》：中國對糧食戰爭應如何未雨綢繆？糧食戰的一方是糧食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另一方是控制糧食市場和貿易的國家、國際糧商和食品巨頭。主權政府在應對糧食戰中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承擔怎樣的責任？

王宏廣：應對糧食戰爭，還是得未雨綢繆、提升自給能力，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防止被人“卡脖子”。

針對大豆，我們的方向應該是采取多元化市場分割等辦法，尊重市場規律。當然，如果有的國家非走偏激道路，主權國家就應該為了保障安全，讓對方退出我們的核心領域。從國內的供應鏈看，美國能限制華為，如果真是糧食戰的危急關頭，我們也能讓國外公司的股權從中國的大豆體系中退出。當然，我們首先是贊同促進全球化，但萬一有人非打糧食戰，那將毫無疑問地體現國家主權，不能把國計民生的東西擱外人手里。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包括把糧食進口的主動權、糧食加工企業的股權、糧食市場的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現在提倡的國際化貿易中，中國的工業產品過剩，得賣出去，必須擴大市場。我們想把14億人的市場變成70億人的市場，但美國擋著不讓中國出口，現在簽RCEP協議也是為了促進產品出口。

農業經濟體制或形成四種模式

《財經》：中國政府對糧價的調控一向重視保護農民權益和本土產業，但也有觀點提醒國內外糧價倒掛可能會拉低本國糧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您認為未來強化市場手段調控是否具有可行性？應當如何把握好度？

王宏廣：糧價倒掛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中國現在的糧價基本比國外高出40%-70%。在和平年代，我們可以通過夠買外國的糧食來減輕國內的土地壓力，但是一旦糧食危機出現，肯定還得把國內的糧食生產搞上去，甚至不計生產成本地保障糧食安全。現在中國的大豆加工廠買的是國外大豆，玉米加工廠也喜歡用國外玉米，我們的糧食競爭力已經削弱了。下一步要提高糧食產量水平和生產效率，通過降低糧食生產成本來提高中國糧食的競爭力。我們現在采取農機補貼、醫療保障、低收入保障等措施，都是為了增強農業的競爭力。

《財經》：我們給農民很多支持，同時看到一個現象：伴隨城鎮化的進程不斷推進，越來越多年輕人不愿回到農村種地，老年人種地、土地撂荒、復種指數降低的問題值得關注。您認為從政策層面如何調動農民的種地積極性？現在也有專家提出“新農人”等概念，在您預想中，未來的農民和傳統農民相比會發生哪些變化？

王宏廣：中國糧食生產的體制機制一直在不斷的改革與探索之中。中國有句古話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的土地經營政策，在解放初的土地改革中是“分”，到人民公社的“合”，再到包產到戶的“分”。由于糧食生產規模小、效益低，必然需要新時代、新的方式的“合”。但是這一次的“合”跟以前“合”的體制機制完全不一樣。以前可能更多使用行政手段，下一步“合”要利用市場機制，而非行政的措施。采取種糧大戶、種糧合作社、糧食集團公司等不同的經營主體，不同的法人結構，不斷提高糧食生產的規模、效益、技術水平與國際化水平。

也就是說，新一輪糧食生產與經營體制機制改革，以提高效益為核心，以“合”為基本路徑：第一是向種糧大戶傾斜，第二是采用合作社的方式，第三是完全公司化的方式。將來，種糧大戶就是家庭農場的模式，合作社實際上是半公司化模式，再就是全公司化。種糧公司或糧食公司把土地從農民手中轉租過來20年、30年，雇傭的新農民以工人的身份回農村干活，干完活領工資，住還住在城市里，這樣慢慢可能會形成一種新的體制。我覺得逐漸可能會形成這三種新模式，加上過去分散的家庭模式總共四種模式，不同地區、不同糧食作物，可能出現不同的比例。新一輪的農業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最終一定要解決年輕人不愿意回農村種地的問題。十幾億人口的飯碗不能全交給老年人。培養年輕農民是當前農業經濟體制改革迫切需要重視并加以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要保障青年農民獲得足夠的收入、較好的工作環境、生活環境，包括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把近一半人口居住的農村建設好、發展好，才能吸引青年農業安居樂業。

《財經》：規模化后獲得的利益一定會上升嗎？

王宏廣：我們現在人均八、九畝地的規模肯定很難持續，掙不了錢，很難養活家庭。按照現在的情況，大致30畝-50畝的土地規模才能夠比較合適。將來逐漸公司化，可能會實現3000畝、5000畝土地的規模化種植大戶或企業。這種方式代表著農業的未來大方向，但需要很長的路才能走完，而且不能采取行政手段，還得用市場機制去解決。這也是一個“蹺蹺板”，必須考慮把農民的土地全都轉出去后，農民干什么？農民的收入從哪來？所以，要在保護農民收入提高的情況下，穩步探索改革之路，不能摁下葫蘆起來瓢。農業政策牽扯到千家萬戶，很難一刀切。

《財經》：第一次綠色革命后，中國已經比較充分地挖掘出單產增產的空間、您認為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有哪些農業領域的“芯片”技術亟待趕超？

王宏廣：農業里類似芯片的技術應該不少，目前“卡脖子”的主要是動植物育種技術。比較急的就是大豆育種。現在進口大豆多、國產大豆少的原因，就是大豆的種植面積被玉米種植面積擠掉了。被擠掉的原因是種大豆產量低，種玉米產量高，背后實際上核心的問題就是大豆品種。傳統大豆的育種很難突破，現在的關鍵技術就是雜交大豆和轉基因大豆。這是中國農業里最大的“卡脖子”問題。第二是優質小麥育種，現在中國的小麥育種已經有所突破，但還需要更大的進步。還有就是牛、豬、雞等動物育種技術，重要品種都是國外的。最后，中國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怎么能夠生產出更多的海產品？日本人均水產品消費達到68千克，糧食直接消費維持在低水平，經驗值得借鑒。海產品多了后，糧食的壓力可能也會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