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lcn油訊
成百上千的人頂著烈日、排著長隊購買食用油；有的甚至排了一天的隊，也買不到；有超市規定，買了油的人手指要蘸上墨水，以防止重復購買；甚至有兩名婦女在排隊買油時，因中暑而喪生......
很難相信，這樣的事情都發生在世界頭號棕櫚油生產國印度尼西亞，產油大國為什么會陷入自相矛盾的缺油境地？
為應對危機，印尼政府頻頻出臺管控政策，屢次引發全球油價“地震”，究竟發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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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油現在是世界上消費量最多的食用油，這種被稱為“紅金”的植物油被廣泛用于烹飪、食品深加工、日用化學品和化妝品，乃至生物燃料。
超過85%的棕櫚油產自自印尼和馬來西亞。2021年印尼棕櫚油年產量達到4688萬噸，占全球棕櫚油產量一半以上，且占到全球油脂總產量的約五分之一；而馬來西亞的棕櫚油產量不及印尼的一半。
印尼既是頭號的棕櫚油生產國，也是最大的棕櫚油出口國，六成多的產量用于出口，全國有近2000多萬人直接或間接依賴棕櫚油產業謀生；大型私人企業集團主導了印尼的油棕種植及棕櫚油加工業。
印尼棕櫚油還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2021年總共有1842萬噸棕櫚油用于滿足國內需求。印尼是全球人口第四大的國家，人口超過2.7億；棕櫚油是印尼國民日常烹飪的主要用油，消費量達895萬噸；還有734萬噸用于生產生物柴油。
去年以來全球植物油市場供應吃緊，傳統上最便宜的棕櫚油身價扶搖直上，甚至一度超過葵花籽油，成為最貴的大宗植物油，出口大國印尼自然受益匪淺，外匯收入隨之大增。
但是“甘蔗沒有兩頭甜”，印尼國內市場上的食用油價格也水漲船高，當地民眾怨聲載道。印尼當局為了平抑油價，自一月份以來至少六次調整政策，但實際效果事與愿違；朝令夕改的政策反而成為擾動市場的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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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首先采取了出口配額和價格限制措施。
1月27日開始實施國內市場義務（DMO）和國內價格義務（DPO）政策，要求印尼棕櫚油出口商將其出口量的20%（后來為30%）銷售到國內市場，并且限定國內棕櫚油的售價。
同時還實施了最高零售價(HET)政策，對終端市場上的三類食用油分別設定價格上限：散裝食用油每升11000盾，簡單包裝食用油每升13500盾，優質包裝食用油每升14000盾。
（注：文中“盾”均指“印尼盾”，1人民幣≈2255印尼盾）
政策一出，居民們蜂擁而出，爭先恐后地將各地市場上的限價油搶購一空。
無論在超市便利店，還是傳統集貿市場，限價油都非常稀缺；在一些社區小店，擺放食用油的貨架幾乎總是空的；即使有貨，價格也高于限價油。甚至有人會從超市買到限價油，然后到集貿市場高價賣出。
實際上，食用油的短缺現象恰恰發生在政策生效之后。因為國內零售限價大大低于國際油價，扭曲了正常的市場供需。
在生產環節，食用油生產商表示成本吃不消，并不情愿按政府設定的價格生產，有生產商因缺乏原料油或因原料油價格太高而停產。
在流通環節，有貿易商及分銷商預計價格進一步上漲，會將食用油產品囤積在倉庫中，沒有供應到零售和社區市場中。
而在消費端，社區居民存在恐慌性搶購現象，很多人會在短期內多次購買，囤積比自己所需更多的食用油，加劇了市場供應的短缺。
非法的走私行為也隨之出現，因為國內外油價存在很大差價，于是便有人鋌而走險，將食用油偷運到國外以高價出售。
印尼社會也有觀點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印尼的食用油市場由少數幾家私營集團控制，存在壟斷行為；目前印尼國有企業占據的市場份額只有6%左右；印尼應該建立戰略性的食用油國家儲備，才能國際市場動蕩的情況下穩定食用油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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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下旬，印尼政府的調控政策逆轉掉頭。
包裝油零售限價政策被取消，各種品牌的食用油頓時充斥零售超市；市場恢復了供應，但售價都高于每升20000盾。
出口配額政策也被取消，但出臺了一項新政策，提高了棕櫚油的出口稅費，借此限制出口至它國。
更高稅收的收益將用于補貼生產及銷售散裝食用油，而散裝油仍實施最高零售限價，但上調到更合理的每升14000盾。
但這種補貼機制也難以杜絕以次充好等問題。印尼官方稱將持續打擊“食用油黑手黨和投機者”，因為這些人會將便宜的補貼散裝油重新灌裝為品牌包裝油，或將補貼的散裝食用油銷往國外。
印尼政策改革調整的方向從商業限制轉為行業監管，要求所有參與補貼計劃的生產商及分銷商均要在國家工業信息系統（SIINas）注冊，政府可以更好地監管散裝食用油的原材料、生產和分銷，從而保證以最高零售價相匹配的價格供應。
另外，印尼政府發布了食用油的直接現金援助計劃，將提供給2050萬低收入家庭和250萬煎炸食品小販。受惠者將獲得每月10萬盾的援助，政府將在4月一次性發放三個月的援助金，即30萬盾。
在疫情不止、氣候異常、地區沖突等在多重風險因素的交織作用下，全球植物油市場供應一直處于緊張態勢；而印尼是最有能力提供植物油供應支持的國家，其一舉一動向都牽動全球市場神經。
印尼新政層出不窮，這一次，能否引導當地民眾走出食用油危機的陰影？
